作者

半亩方塘战略研习特工

作者按

每一次大范围疫情的发生，都在考验着人类社会的道德和文明水平。疫战在改写着历史走向的同时，也在塑造着精神文明。

爱因斯坦曾说过：经验迫使我们去寻找更新、更可靠的基础，物理学家就不可以简单地放弃对理论基础作批判性的思考，而听任哲学家去做；因为他自己是最晓得，也最确切地感觉到鞋子究竟是在哪里夹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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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类发明文字以来，在史书中记载了无数著名的战争和屠杀，记载了无数流传千古的英雄和统帅。我们都知道惨绝人寰的凡尔登绞肉机，都知道壮烈无比的列宁格勒保卫战。

然而，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自从人类诞生以来，我们就在另外一个战场上，和另外一种更可怕的敌人进行着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经济，与人类在这个战场付出的惨重损伤相比，人类的任何一场战争都不值一提。

这个战场进行的，是人类与恶性传染病为代表的各种疾病间永无休止的殊死肉搏。《血疫》这本书中说：人类的文明与病毒之间，只隔了一个航班的距离。这不只是一个病毒的故事，它还关系着人类的无知、贪婪、勇气和牺牲，以及我们面对大自然时的敬畏。

真实，远比你想象的更惊悚。

在《瘟疫与人》一书中，作者这样说道：“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疫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先于初民就业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存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

瘟，疫也。疫，民皆疾也。瘟疫无形，不似枪炮钢铁，却也在冥冥之中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走向。几千年间，摧毁着文明，也缔造着文明。有意思的是，塔勒布在《反脆弱：从不定性中获益》这本书中提出一个富有创见的词“反脆弱”，指一些事情能够从不确定、随机，甚至混乱中受益，不但不会因此而被摧毁和败落，反而得以成长和发展。换句话说，摧毁性的事件和错误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复盘能够产生反向收效，也就是为什么所有的事到最后都是好事，如果不是，说明还没到最后，因为时间的这个变量需要在长期才能显现并判定一个事件的影响。历史上的黑天鹅对人的摧毁公元3世纪，东西方同时爆发大瘟疫。罗马帝国陷入西普里安瘟疫危机中，而中国反复爆发的瘟疫，从东汉末年一直持续到魏晋时期。瘟疫滋生恐惧，恐惧使人求助于宗教。基督教倡导对于病人和灾民的关怀互助精神，佛教倡导今生的修行和来生的向往，同其它残酷理性的教派相比，它们更能抚慰在瘟疫中千疮百孔的心灵。灾难面前，佛教和玄学成为魏晋人的精神依托，罗马帝国也无力抵抗基督教在平民之间的广泛传播。东西方这场大瘟疫，分别奠定了佛教在亚洲的地位，和基督教在欧洲的地位，它们后来就渐渐发展为世界性宗教。宗教是精神文明之源。灾难决定了人类选择什么样的宗教，而什么样的宗教又决定了人类精神文明行往何方。从古至今，瘟疫如同幽灵，总是会时不时袭击人类社会。它们甚至会和人类一同进化，如影随形。

时间的罗盘拨到公元年，哥伦布到达了美洲。从此之后，美洲人的噩梦开始了。西方对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大陆开始了数百年的殖民。而这种殖民，是舰船枪炮和战马开启的，是由病菌结束的。不过这并不是欧洲人有意为之，而实在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正因为这种巧合，让这个沉睡了一万年的大洲臣服于欧洲的长靴之下。

年，西班牙人埃尔南·科尔斯特率领一支军队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到年，墨西哥地区的人口从接近万锐减到万左右，用时年，这个杀手叫病菌。这位病菌在我们的世界中叫做天花。

年，西班牙冒险家佛郎西斯科·皮萨罗带领一支人口仅为人的队伍征服位于美洲的印加帝国，该国有万人口。该国正在经历着天花，皇帝瓦伊那·咯帕克也被天花天死，两个王子阿塔瓦尔帕和瓦斯卡尔为了争夺王位，前者杀死了后者，但是皮萨罗一举征服了这样一个帝国，生擒皇帝阿塔瓦尔帕，并且将其杀死。

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印第安人社会也从年的接近万人迅速减少到17世纪的不足5%。人类农业文明为人们带来的杀手帮了欧洲人的大忙，不过，病菌只是在实践着自己的道德而已，估计它也不会因为某些人的幸灾乐祸而自鸣得意。到后来，欧洲人征服热带亚洲、非洲、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便不再那样幸运了，人家有自己的病菌。

一个悲伤的事实是，迄今为止，完全被人类根除的疫病只有一个，那就是天花。这还是在年5月才由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的。此前的三千年间，天花始终困扰着我们的祖先。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疫病面前，人类就是被动的。三世纪瘟疫大流行，宗教作为精神文明的载体，安抚了人类。十四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后，经院哲学式微，文艺复兴开始。年的大流感之后，国家公共卫生系统逐渐成形，同时意识到抵抗瘟疫最好的办法是保持信息透明。也许都还记得年的非典，以及之后的禽流感，还有所谓的“甲流”等等，据说这些病菌都是来自于我们身边的动物朋友们。不仅如此，在历史上许多声名赫赫的疾病也是如此，比如我们熟知的天花（牛）、流行性感冒（猪、鸭）、肺结核(牛)、疟疾（禽鸟）、麻疹（牛）、霍乱（老鼠）、艾滋病（猴），这些成员中的任何一个都在特定历史阶段杀人无数，比战争消耗的人口还要多。对于世界而言，并无善恶，善恶只是在特定环境之中竞争的结果，这种竞争就是在贪欲的驱使之下对任何阻碍其发展的存在大开杀戒而已。比如我是病菌的话，杀人就是合理的。从病菌的角度去考虑，多多的感染、传播更多的人，对于自己族群存在也便最有益处。这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符合病菌的道德，而对人类道德来讲便是毁灭。由此，病菌成为了一种隐型武器。新冠病毒争论背后的战略研判在这场人与病毒的漫长战争中，我不禁怀疑，也许人类才是寄居在这颗星球上的“病毒”。人体像是被围困的城市，城门大开，敌军拥入，在公共广场上安营扎寨，放火焚烧所有一切。就在冠状病毒进入血液系统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几乎肯定难逃一死。你无法像击退感冒那样击退冠状病毒。在上帝眼中，有钱的、没钱的、有权的、没权的，所有人加在一起，比空气还轻。想想也是，等所有人都走了，空气还在空中飘荡！这次新冠病毒“战疫”中，各种阴谋论、论文优先主义、生命担保科学论等等，成为了舆论的风口，广泛被朋友圈疯传讨论，也引来了“辟谣”的高潮。可以说，正是“异见”才可以触发人的神经，让人有了战略敏感性。敢于批判的都是像尼采那样的“疯人”，也是像鲁迅那样的“狂人”，他们无可厚非地促进了思想的进步！曾被鲁迅先生接待过的著名作家萧伯纳就曾认为，只有这样的超人，才能帮助"迷失在漫无目标的道德中、漂浮在自己编织的各种愚蠢的幻觉中"的理想主义者摆脱迷思，为人类掌舵引航，创建完美的社会。鲁迅先生之所以非常欣赏萧伯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萧伯纳也是一个口直心快，心中藏不住虚伪的大作家。美国著名生物学家、生物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中，核心观点是不同文明的区域差异是由地理因素所造成，从“人种决定论”逐渐演化到“自然决定论”。比如小冰期的到来，无形中成为了明朝这个强大王朝的催命符，试图通过探讨天灾与气候对明朝灭亡的影响，向世人展现一个别样的明代兴亡史；但在另一方面，在小冰期又产生了世界上最好的乐器，因为在小冰期，木头长得慢、特别慢，木头也就特别好。到现在，西方最好的琴，都是用17世纪中叶的木头制成的，细想，耐人寻味。明末的邮递员李自成之所以很快能攻到北京，有一个原因就是天津的瘟疫蔓延到北京，成为了李自成起义的加速度，给了他一臂之力。其实，在《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里，也有大量的关于“冰期”与“小冰期”的阐述，也是从环境因素来说明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这本书综合了各个方面，是知识的一种融通，知识融通一直是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能够把历史、地理、气候学、社会学原因，财政、经济原因、货币原因等很多因素一起炖在一锅里，知识上的融通是最幸福的事，不然，总是偏颇的。如果你看过《人类简史》这本书就会发现绝大部分理论源于《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也从本书中得到的启示是，对一件事情要从历史、地理、生物、气候学、社会学等诸多层面去审视，比如17年前的Sars病毒和这次的冠状病毒。假如果子狸和蝙蝠能说话，它们是否要和人类进行一场大辩论。倘若苏格拉底和孔子作为裁判，谁会胜呢？或许，果子狸和蝙蝠输了可能会唱陈星的《伤心泪》，但期望它们能够唱王杰的《英雄泪》！从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开端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可以看到，竞争始于食物，因为人们依赖食物，复杂的社会需要大量的食物。动物也罢，人类也好，都在为自己的食物链做斗争。

对于冠状病毒的来源，目前科学界并没有拿出一个确定性的答案，至于“生命担保说”在今天这个科学社会是站不住脚的。不容忽视的是，逻辑学扮演了推土机的角色。

在每个层级的分析中都有无数伪目标和难以逾越的障碍。为了避免看似正确但实际上是错误的因果逻辑链，应该采用严苛和关键的逻辑。关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士论文有时倾向于使用相关性来解释，因为目标过于复杂，但这些解释不够可靠且容易误导研究者。有一个故事，是讽刺科学哲学家的，但是这是科学突围的路径：一只蜈蚣正在跳舞。这时，蚂蚁走过来说：“多么漂亮的舞蹈！你这么多脚是怎么协调的呢？”蜈蚣停下来，想了想，回答说：“呃……我不知道。”然后它开始看着自己的脚，准备继续跳舞。结果，它发现自己不会跳了！故事告诫科学家：通过很多代科学家的努力，本来已经形成了公认的科学规范，不需要多想就能很好地进行科学研究。可是，经科学哲学家一番深度思考，让科学家们信心满满的东西几乎没法再用了。所以呀，科学家，警惕哲学家！实际上，一部科学史，也是一部科学哲学史。西方科学史上很多科学家往往就是哲学家，甚至同时还是神学家。从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培根、牛顿、伽利略，再到康德、马赫、爱因斯坦、霍金等等，他们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都不断思考科学自身的问题，极大地丰富了科学文化内涵。瘟疫固然可怕，它带来恐慌，带来毁灭，但因为人类能够团结、能够创造、能够反思，因此摧毁后总能生出新的文明。这次冠状病毒的背后，关键是需要一场哲学思考。任何科学的进步需要不同“异见”推动，哲学的思考并不是人身攻击，而是对社会、对文明的演进起乳化剂和催化剂的作用！

这次疫情中，拉响病毒防空警报的人却成了警察叔叔的KPI，李文亮的悲剧是谁造成的？尼采的鞭子要拷打在谁的身上？鲁迅的手术刀该给谁动手术呢？很多人在抗疫，有些人却在忙着发论文冲KPI，这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何等的悲哀？医院把接待病人数量作为KPI，医院还打出广告，做手术打八折，生孩子打七折这样的触及人性底线的行为。医院，没有业绩的科室被撤销，给某些科室冠以“李二亿”、“张三亿”这样的KPI绰号，都为了硬性的KPI。

对于这些人的举动科学无法摇旗呐喊，需要的是哲学。诗人普希金就曾说过一句穿透心智的话：法律之剑不能到达的地方,讽刺之鞭必定可以达到。任何改革必须听取不同意见，像宋代王安石那样，为了自己变法形成了人身“道德论”的攻击使得变法失败，还失去了司马光、苏轼这样的朋友！清末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就曾坦言，振兴中华要靠哲学！

知名记者、主持人柴静在《看见》里有这样一句名言：“人能从洁白里拷打出罪恶，也能从罪恶中拷打出洁白。”面对这场不能输的战争，有人展露出人性中最大的恶，也有人用行动证明，无论世界多么残酷，爱一直都在。

当年，加缪着手创作《鼠疫》时，他意识到要写完这部书并不容易。他自我警戒道：“必须与思想紧密贴近。《局外人》描写人赤裸裸地面对荒诞。《鼠疫》描写的是面对同样的荒诞个人更深刻的观点。这是一种进步，它将在其他作品中进一步明确。”他考虑是否要把题目“鼠疫”改掉，比如改成“囚徒”。在重新浏览有关《局外人》的评论之后，他发现批评家注意的是“冷漠”（而他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善意”），他决心在《鼠疫》中把意图更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

率真、坦诚、诚挚、正直、磊落......这些流传千年的优秀品质，才是真正的大国子民应有之人格气度。我们憧憬汉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国博弈、企业竞争，仿佛给我们人类带来了的是毁灭的“面纱”。历史科学主义思维视角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新的认知系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科学也需要重新定义层级架构，需要的是达尔文主义还是杨振宁主义，这是新的历史时期所要探讨的命题。

但不容忽视的是，生物战意义下的战略观需要被重视。从世界看，至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生物战作战战略。年6月11日，美军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提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关于生物战争政策和指令的陈述》中，特别强调美国应该利用生物武器，以秘密战争的方式，对敌方平民进行隐秘伤害：“生物武器最有吸引力和最有效的方式可能是在秘密的军事行动方面。在敌人后方活动的特工人员或游击队，可以把少量的生物媒介准确地投放在能够产生最大效果的地方，这是一种极有杀伤力的方式。秘密使用的另一个好处是，以这种方式使用生物武器其结果很难与疾病的自然暴发相区别，因此可在正式军事行动之前使用，以削弱敌人实力。”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以苏联的危险为幌子，美国一直大力推进生物武器的研发，并在美国本土和其他国家进行了大量的相关实验。

在年，美国人首次应用生物工程原理，从大肠杆菌中分离出DNA片段。年，美国的赫伯特·博耶等人创立了DNA重组技术。年，基因工程进入技术开发阶段，并生产了人工胰岛素、生长激素和干扰素等一批特效新药。基因工程也称遗传工程，根据基因的遗传性，用类似工程设计的方法，把生物遗传基因（DNA）从细胞中分离出来，有目的地进行剪切、拼接、重组，把一种生物的基因“嫁接”到另一种生物体中，从而实现基因转移，使后者获得新的生物遗传物质。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创造出具有新特性的致病微生物及其毒素战剂，去破坏人的免疫系统，也可以针对某一种族、人群个人的基因特征，去杀伤特定种族、人群和个人。基因武器是利用基因工程技术将人类、微生物、动物、植物的基因进行再修饰和改造，而第一代生物武器均来源于自然界致病微生物，通过实验室筛选获得，并未涉及对基因结构的修饰。人类能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真理，就是我们永远不会汲取教训。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戴旭曾写过一篇《未来将有一场针对中国的大屠杀哄抢！》的文章。他曾分析了中国将被大屠杀哄抢的理由：

一是发达国家有清除世界80%人口（即灭绝种族）的想法；

二是中国维持国家独立，不从属于西方利益集团，未来遭遇只能是非我族类必除之；

三是历史规律，遇到经济危机就会引发战争，今天世界正经历经济危机，各国都在“摩拳擦掌”，而中国竟然还在麻木的闷头发展经济；

四是抢夺有钱人理论，年中国有钱，造抢劫！今天中国人又有钱了，必然会引来“群狼”；

五是美国人新一轮军事转型将在年完成，到时候中国将无法与之匹敌；

六是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国民精神萎靡、贪图享乐、不思进取、贪污盛行、军改乏力和外患日趋严重。文章甚至还拿出门蒂斯讲演：“当初我们欠英国人的钱，我们把它打跑了。我们也欠过荷兰人的钱，我们也把它打跑了。我们现在也欠中国人的钱。本质上这没有什么不同，只是0万和0亿的区别”来证明美国人准备靠武力抹账。

无论如何，中国对于生物基因战要有一个新的认知，以做好战略堡垒，构筑自己的护城河。企业如何应对“黑天鹅”或“黑犀牛”大国过招，赢在理，输在赖。国家间角力的真实逻辑在《美国陷阱》一书中说的淋漓尽致。这本书也是任正非先生的办公桌上最醒目一部书目。见微知著，此书有助于你了解一个真实版的“华为孟晚舟事件”，从而认清美国“法律战”的真实面目，看清美国长臂域外管辖的真相！华为能立于不败之地也在于先知先觉，在多年前就做好了“战略预埋”，不得不肯定华为的“先见之明”！另外，华为的“天鹅湖”这样的危机管理场景促使着华为人的能量飞轮。“黑天鹅”的逻辑是：你不知道的事比你知道的事更有意义。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对我们的历史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通常都不是我们已知或可以预见的东西。“灰犀牛”是与“黑天鹅”相互补足的概念，“灰犀牛事件”是太过于常见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的风险，“黑天鹅事件”则是极其罕见的、出乎人们意料的风险。“黑天鹅”比喻小概率而影响巨大的事件，“灰犀牛”则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对于某些事情要看透，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西游记》中孙悟空为什么“三打白骨精”？因为给白骨精讲道理是无动于衷的，她不懂道理，只能靠金箍棒主持正义。一些企业组织内部免疫力低下，往往被“病毒”勒索。斯坦福大学教授谢德荪在《重新定义创新》中提出，“有创意的模仿是新兴国家本土企业创业的最好途径。”正如人类驯化动物时会考虑动物的日常食物、生长速度、交配习惯、性情、易受惊的倾向一样，企业在引进技术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产品类型、发展速度、与客户关系、企业优势与弱势。落后的国家能否迎头赶上，与先进的国家并驾齐驱甚至超越他们？如今，世界上很多国家还没有告别战乱的日子，他们并不像生活在安定之邦的我们这样幸运。有些时候，我们质疑一些发展中国家人民不思进取、坐享其成。实际上，他们可能只是被自然环境和人为因素所迫。在历史上，运用后发优势推动经济扶摇直上的例子比比皆是。日本在60年代，平均每年引进技术项，这也推动了日本在至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高达9.75%。但是，一味使用“驯化”后的技术，造成我国自主研发能力有限、抵御市场风险能力有待提高，从中兴到华为，我国创新之路方兴未艾。例如，其核心优势在于强大的安全系统。自创立以来，一直围绕网络安全进行核心技术创新，从安全卫士到安全浏览器到金融，形成了以游戏开发商、电商平台、广告商等B端服务商为主，并通过为这些厂商提供更好的服务，为自身增加商业价值及利润，而这些厂商也通过获得订单，增加C端用户数量从而获取利润，这种互动形成了合作共赢的生态系统。年，推出了主打“安全牌”的手机，但是市场反馈却不尽人意，每年万的销量也不容乐观。可是在在智能手机的风口下，摔得确实有点惨。当我们审视历史的演进时，看到的其实是我们的过去。我们从贫穷走来，历经炮火的洗礼，病菌的侵袭，钢铁的历练。最终，我们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总之，企业的战略观要从进化演变思维去思考，而不仅仅是历史主义、管理学主义。企业死亡率不断上升为所有公司带来威胁，其背后的主因是商业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多变，这一状况不会在可预见的未来发生变化。因此，我们需要彻底转变管理思维构建企业战略生物学逻辑。过去，企业领导者会问：“我们如何在竞争中胜出？”如今他们必须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活得更久？”他们必须时刻监视外部风险的变化，并根据企业面临的威胁调整其战略。只有懂得进化、演变的逻辑规则能帮助企业逃离灭绝的厄运，继续顽强地生存下去，想当年著名思想家严复将英国著名博物学家赫胥黎振聋发聩的清末奇书《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为《天演论》就是生物进化学思维的战略逻辑！严复翻译此书不尽依原文，而是有选择地意译，甚或借题发挥，他给自己的译著提出了“信、雅、达”的要求。因此鲁迅先生说严复"毕竟是做过《天演论》的"。一个"做"字，入木三分地刻划出严复翻译此书的良苦用心。几年之中，书中的思想像野火一样蔓延，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激励影响了无数年轻人，也影响着整个中国。回忆一下唐代的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是否会给你带来新的哀思呢？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