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汉时期的中西农业科技文化交流过程之中，家畜良种的引入输岀也是一项重要内容。虽然说饲养动物的驯化和起源地是个尚在探索中的复杂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东西亚同为原始家畜饲养最先兴起的地区之一，而后世所见传统优良品种亦多盛产于东西亚；不仅如此，这两个地区间良种互引的历史也是世代相承。

西亚大家畜以马著称，这里干旱草原连接中亚荒漠草原，形成了世界最大的良马基地；原产非洲东北部的驴，公元前三千年左右首传两河流域，此区又成为名驴繁衍地；马和驴在美索不达米亚最先杂交成骡和駛雙，故西亚马属家畜自古驰骋天下。先秦时代在东西源远流长的往来中，西亚的马、驴优良品种连同二者的杂交技术渐入黄河流域，有人研究，秦马的血统原来即主要为西戎马。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归来，极言西域马属之强盛，

“大宛在匈奴西南，……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引起了急于发展和改良骑兵，以适应对匈奴战争需要的汉武帝的浓厚兴趣。不久即先后从西域引入了大宛马和乌孙马，开始在当时的西北牧区（今陕甘一带）进行了大规模的马匹选育和改良工作。《史记大宛列传》对此有生动的描述："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好马，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大宛马曰天马。”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年），李广利伐大宛，得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三千余匹”。这些优良种马的引入，对繁育和改良马种，以及促进养马业的迅速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旧汉仪》就记载了当时官家马苑之盛况，京城长安附近有"天子六厩”，各厩马皆万匹”：边郡牧师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头，择取教习，给六厩。牛、羊无数，以给牺牲。”不仅如此，民间的养马业也获得了相当的发展，在边郡出现了大规模的私人畜牧经营，所谓“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现象的出现，与其不无关系。清代培育的伊犁马，据考证其祖先就是乌孙马；陕西兴平霍去病墓前的两匹石马，雕造于汉宣帝年间，亦具有乌孙马的特点；还有人认为，陕西茂陵东侧岀土的西汉鎏金铜马，反映了大宛马的外型特征，是当时专门用来鉴定大宛马的铜马式。

两汉时期从西域引进的大家畜还包括了大量的驴、骡、骆驼等等，即所谓通西域后，“贏、驴、骆驼，衔尾入塞”，它们进入中原后，迅速普及，很快成为中原地区的重要役畜。例如汉武帝伐大宛，即一次能在河西征发"驴、骡、橐佗以万数"。西亚小家畜以绵羊、山羊品种最佳，且有驯养最早并由此向东亚及世界各地传播的充分证据。除了这些畜种之外，还从西域诸国输入了多种多样的奇禽怪兽，如蜀宾的封牛（瘤牛）、象、大狗、沐猴；乌弋山离的桃拔（符拔）、狮子、犀牛；安息的狮子、符拔；条支的大鸟安息雀（即鸵鸟，时又称大爵），等等。两汉以后，历朝通过各种途径引进中西亚优良种畜事件亦不绝于史载。

中国家畜驯养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六畜”之说闻名遐迩，它们都是中国原始先民所独立驯化而成的，其中最为著名者莫过牛类与猪类。研究表明，水牛如同水稻西传一样，可能经印度流入西亚；而青藏高原之特产耗牛，则是沿着帕米尔高原而进入中亚和西亚高寒山区的。家猪西传的历史颇早，据《大英百科全书》称：“早在二千多年前，罗马帝国就引进了中国的猪种，改良他们的猪仔而育成罗马猪。”生物学界公认，中国的猪种对中西亚乃至欧洲早期猪的进化具有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另外，根据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分析，中国的家蚕及其饲养技术也是在这一时期传至西域诸国。

中西农业科学技术的双向交流

在东西农牧动植物品种相互交流的同时，也伴生着相应农艺和产品加工技术措施的相互影响。例如苜蓿、葡萄等西来作物渐入内地时，其栽培技术也随之传入东土。汉人初习这些外来农艺，先采取园艺试验方式植之于帝苑离宫别观，在熟悉其生长习性、掌握其栽培要领之后广植秦中，再普及于中原各地。后来葡萄酿酒之法也于东汉末传入中原。西域各国畜种输入以后，也同样伴随着其放牧、培育、饲养和管理技术的西来，如杂交技术等等。

从中国输出的优良作物和家畜品种，也不是孤立的，同样附带有精妙的种养技术，如中国猪的饲养管理措施传至西方以后就颇受推崇，达尔文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迁》一文中就由衷地慨叹：“中国人在猪的饲养和管理上费了很多苦心。”当然，东西双方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也不仅仅局限于此，从丝路沿线的史迹来看，还包括了生产工具、手工业、土地利用方式、水利工程、农作物制度等重大科技文化的相互渗透与影响，“东西亚农业科技互传历史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特别是土地利用、农田建设、水利工程、农作制度等重大科技交流更需要弄清来龙去脉”。

首先来看农田水利技术的相互交流。由于东西双方各自的地形、气候诸自然条件和民俗习惯等社会因素之差异，在农业发展的过程之中亦形成了各自特色迥异的技术体系，其中农田水利技术之差异可谓一重要方面。中国黄河流域之旱作农业以抗旱保墙为主旨，发展至秦汉，其节水技术已配套成体系，且充分表现出精耕细作之农艺特色，农田阡陌纵横，沟渠交错，大型水利工程星罗棋布，而且其水工技术日积月累渐至佳境。

中西亚农业发展虽然也对水利依赖颇强，但其附近水资源相对较为丰富，形成了大河灌溉型农业，如两河流域农业基本的灌溉方式，即是利用季节性河水泛滥进行自流漫灌。秦汉时期，这两种农田水利技术在天山南北一定的碰撞与交流。从史载看，西域诸国在秦汉以前，其灌溉大都以西亚式的漫灌为主体，新疆至今偶见之“撞田”即可视为西亚大河水灌与中国绿洲灌耕之间的源流关系的一明显例证。

进入秦汉以后，随着中央政权的相继拓疆实边、移民戍卒、大兴屯垦营田，中原先进的旱作技术亦进入河套、河西和西域诸地，较为精细的农田水利技术也随之逐渐取代了天然河流漫灌的原始方式。中原农田水利技术对西域诸国影响最为突出的莫过于穿井及开渠之法。凿井技术是我国先民早已发明的一种水资源利用方式，秦汉时这一技术渐至西域各地，公元前年，李广利伐大宛，发现大宛已有中原人为其凿井，“宛城中无井，汲城外流水，……宛城新得秦人，知穿井。”

宣帝年间，这一技术更由大宛推广到乌孙、都善、东师等国；井渠法是汉武帝时在兴修龙首渠的过程中创造的一种技术，后来这一技术也迅速传至西域一些地区，如史载汉大将军辛贤武曾在西域穿卑程侯井，通渠屯田。孟康注《汉书》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山下。”据说这种卑鞋侯井就是后来新疆坎儿井的雏形。

考古发掘对这一方面有更为有力之说明，今新疆和中亚各地汉代灌溉工程遗址比比，如沙雅发现的约二百里长的汉古渠，至今仍被称为汉人渠；若羌县米兰发现的汉代灌溉遗迹，颇成系统，其沿米兰河道修建了总闸、分水闸、干渠和支渠，呈树枝状散开，工程配置相当的严密科学；中亚伊塞克湖东岸的乌孙赤谷城遗址郊外也发现了汉代灌溉工程的遗迹。可见汉军在西域推及井渠法及其他农田水利技术范围之广泛。

其次为农业生产工具的相互影响，尤其是铁器及其铸造的播传。从考古资料来看，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原同西域发生联系之初，即有了中西农业器具文明交流的种种迹象；进入文明时代之后，则更为显著，如前文所述三代及春秋时期在生产工具之器型、制式等方面的联系，即为一明显例证。战国秦汉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延伸畅通，和中央政权在西域诸种途径经营所产生的辐射影响，中原先进铁器文化也逐渐开始了向西的传播。

史称龟兹国“能铸冶，有铅”，睹羌国“山有铁，自作兵”，都善国“能作兵”，难兜国有“银铜铁，作兵”。根据《汉书西域传》载’‘自宛以西，……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兵器。”所以西域诸国的冶金与铸造技术，很可能是从中原传入的。公元前二世纪，现在乌兹别克境内的费尔干纳人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铸铁技术，后来再西传至俄国。

安息王朝也是从中国输入铁器，木鹿城是当时中国铁器的贸易集散地，所以在罗马史学家普鲁塔克的著作中，把安息骑兵所使用的锐利兵器称之为“木鹿武器”，可见中国的铁器可能又通过安息流入了罗马。虽然史籍关于中国铁器向西传播的记载多集中于钢铁兵器之类，但从农业在各自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铁农具在中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中的显赫位置及其在西北诸地的广泛流布、以及秦汉政权在西域诸地的屯田垦耕之辐射影响，可以推断在这一过程中似乎不能排除中国铁制农具西传的可能。

考古资料显示，早在秦汉以前，铁器已流布于中国西北诸地；但这些地区的农牧用具较为广泛的使用却是在秦汉之际由于政府的大力推广和冶铁技术的传播而实现，如河西走廊、天山南北都曾发现过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铁制农牧器具。如敦煌曾出土的西汉铜铮；在时代相当于西汉时期的昭苏乌孙古墓封土中，也曾出土了一件铁铮，重3.1公斤，常5厘米，舌形，中部弄隆起，尖部及边缘比较钝厚，后部为扁似梭形的巩，长15厘米，深14厘米，与陕西关中陇县出土的鲜相似，形制明显具有汉代风格，可以断定是西汉屯田遗物，从其中也可以推测这里巳有牛耕的可能；当然，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工具的相互影响也不仅仅局限于种植业，还应包括畜牧业等生产部类的工具，其内容与过程仍有待学界的进一步考证研究。

再次是中原桑蚕丝绸及其技术的西传以及西域皮毛及其毛织技术的东进。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并且在公元六世纪以前是唯一的饲养家蚕和织造丝帛的国家；三代时期，在原始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养蚕缓丝业大有进步，成为一项取得重大成就的手工业。商代青铜器上已有平纹素织和挑织菱形花纹文绮的印痕；宝鸡西周早期墓葬中更有地纹和花纹全是斜纹组织的绫、绮残痕，可见已使用了提花机。

春秋战国时期丝织业更有长足发展，除了使用平放或斜卧式的织机，织出各种提花的文绮、纨素、绫罗之外，还有了平放的织锦机，用各种彩色丝线织出五色缤纷的彩锦，丝织物上又盛行施以彩绣，出现了多种多样的锦衣、锦绣；秦汉时代，不仅在养蚕技术上有了大的迈进，出现了人工加温饲蚕的方法，而且在缓丝织锦技术环节上更为精益求精，其丝织物品种之丰富、质量之精美可谓一绝。"张罗绮之幔帷兮，垂楚组之连纲”,“锦绣鳗旄离云爵。乘风县钟华洞乐，豹首落莫兔双鹤"。这些绚烂多彩、独一无二的精美衣料深深吸引了西北各游牧民族，不仅成为了其贵族重要的消费品，而且亦带来了无限的商机。

故此，在东西方往来交流中，丝织品的贸易和丝织技术的交流一直居于显赫的位置，而且始之甚早。从文献记载来看，自商代始中原的丝绸已开始了成批地向外推销，“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肇牵车牛，远服贾”国；周代不但有丝织品的远销于西北,而且亦出现了丝织技术的播传的迹象，如历、幽之时，"畴人子弟分散，或至诸夏，或诸夷翟"，在这一过程之中不能排除丝织技术工匠已成批地迁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可能，也存在丝织技术通过西北地区再传入更远西方的条件。

春秋战国之际，活跃于西北广袤地区的各游牧民族在同中原频繁接触的过程之中，亦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了丝绸西运的中介任务。尤其是斯基泰人，在公元前六至前三世纪时充当了中国丝绸最大的中介商和贩运者。在阿尔泰地区卡童河、伯莱利河、乌尔苏耳河和乌拉干河流域的贵族石顶巨墓中发现的丝织物，系用捻股细丝线织成的平纹织物，据考证其所属年代大致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相当于春秋战国之际；而墓的主人，根据其骨骼和葬式传统推测，可能为塞人。

此外，在古塞人活动的新疆阿拉沟(托克逊西)东口，年也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丝织物和漆器。尤其是出土的菱纹链式罗，是在战国时内地才刚刚出现的丝织珍品，这反映出这一时期的丝绸已远销到了天山山麓；而且也存在着外销至希腊的种种迹象，如前文所说的希腊巴特侬神庙中众女神塑像和一些油画人物的衣饰，衣褶雅丽，质料柔软，都系丝织衣物，而且为中国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