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年3月19日，肯尼亚奥尔佩杰塔野生动物保护区迎来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时刻——世界上最后一只雄性北方白犀牛“苏丹”因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被实施了“安乐死”。为了保护这只珍贵的动物，人们曾竭尽全力，包括切除犀牛角、24小时全天候看守，以防其受到偷猎者的伤害。然而，尽管付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最终仍未能挽留住“苏丹”的生命。这一事件不仅是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沉重打击，更凸显了全球犀牛种群所面临的严峻形势。目前，全球仅存的5种犀牛中，除了南方白犀牛亚种外，其他种类均已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而爪哇犀牛更是数量稀少，仅存50余头，其灭绝风险更是迫在眉睫。
这些犀牛不仅面临着原生栖息地被破坏的威胁，还要时刻防范偷猎者的袭击。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人们对犀牛角的不合理需求，尤其是亚洲市场对犀角神奇药效和文化象征意义的过度追捧。这种需求不仅导致了犀牛数量的急剧下降，更让许多犀牛种类陷入了灭绝的危机之中。
在中国，犀牛的消失更是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人们对犀角的神奇药效和灵犀的文化演绎有着数千年的历史，然而随着环境的变迁和人们的无节制捕杀，中国犀牛最终在20世纪中期灭绝。如今，中国犀牛只能以文物、成语、诗词、地名等方式存在于我们的历史记忆中，成为了一种永远无法抹去的遗憾和警示。现存的印度犀牛、爪哇犀牛和苏门答腊犀牛，都曾在中国的广阔土地上留下过它们的足迹。中国犀牛，这一概念涵盖了历史上在此生存的三种野生犀牛种群。与大象相似，犀牛偏爱温暖湿润的环境，而在三千多年前的安阳，这样的气候条件得天独厚，草木葱茏，沼泽、湖泊密布，原始深林广袤，为大型食草动物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家园。因此，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青藏高原东缘、贵州高原北缘、鄂西南山地、湘西山地以及湘中、湘南等地，都曾是野犀活动的乐园。小臣腅犀尊，这件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高24.5厘米，出土于山东寿张梁山，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它真实地再现了苏门答腊双角犀的形象，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这种犀牛的深刻认知。在安阳及其以南的太行山东南麓地区，野犀的密度远超野象，这使得猎犀活动变得频繁。甲骨文中多次记载了殷王的猎犀行为，捕获的犀牛数量不等，甚至有一次殷王在破坏性的捕猎中意外捕获了71头犀牛，这一壮举被刻写在卜辞中。殷墟还出土过一个大型兽头骨，上面刻有“于倞田口口获白兕”的辞文。经文字学家唐兰考证，甲骨文中的“兕”指的就是犀牛，这个头骨正是犀牛的遗骨。
在殷周时代，捕获巨犀不仅是实力的象征，更是君王炫耀武力和权力的绝佳机会。商代“宰丰骨匕”上的刻辞就记载了商王帝乙（或帝辛）六年五月壬午日的一次狩猎活动。王在这次活动中捕获了一只犀牛，并因宰丰有功而赏赐给他。这件刻辞的“匕”正是用犀牛骨制成的，对受赏者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荣誉。
同样，小臣艅也因在商末帝辛十五年的狩猎活动中表现突出而受到赏赐。商王将珍贵的夔贝赐给艅，艅为了纪念这一时刻，将其记录在犀牛状的青铜器“小臣艅犀尊”的腹内。这件尊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
此外，犀牛皮坚甲厚，是春秋战国时期武士们梦寐以求的装备。在战国晚期的《考工记》中，详细记载了犀甲的制作工艺和品质检验方法。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专门制作犀甲的工匠——“函人”，他们制作的犀甲寿命长达百年以上，其耐用性可见一斑。随着战争的日益频繁和各国犀甲产量的激增，对犀牛的需求也变得愈发庞大。然而，由于犀牛本身的生育率较低，这种过度捕猎导致其数量在我国尤其是北方地区急剧下降。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犯人可以用犀甲来赎回生命的奇特现象，这无疑凸显了犀牛皮的稀缺性。为了应对这种缺乏，人们不得不“亦杂用牛皮”，将其称为犀甲，尽管这已经美其名曰。在楚国云梦泽的猎区，那里“犀兕麋鹿满之”，而“操吴戈兮被犀甲”被视为理想的战斗装备。据《越语》记载，南方各国的犀甲产量巨大，人们对犀牛的长期滥捕滥杀，无疑给这种珍稀动物带来了生存史上的重大打击。即便犀甲逐渐被铁甲等更先进的防御装备所替代，其生存困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随着自然环境的剧烈变化以及人类对中原地区生态环境的无情破坏，许多野生动物被迫进行大规模迁徙。据学者研究，犀牛在中国北方的分布边界大约每年左右会向南退缩千米。在春秋时期，犀牛还广泛分布于中国的广大地区，然而到了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关中和中原一带就已经难觅其踪。到了王莽辅政时期，为了彰显其“威德”，不惜重金从遥远的南海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腊姆）运来活犀牛。同时，印度、爪哇、越南等地的犀牛和犀角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成为中外友好交流的重要象征。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这件西汉时期的青铜器，高34.1厘米，长58.1厘米，于陕西省兴平县出土，现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它生动地再现了古代生息在中国的苏门犀形象，犀牛昂首伫立，肌肉线条流畅。尊腹中空，巧妙地设计成盛酒之用，而尊背上则装饰着椭圆形口，口上还覆盖着一个精致的盖子。此外，犀牛口右侧还巧妙地设计了一根圆管状的“流”，使得盛酒与实用功能完美结合。
遗憾的是，关中一带的犀牛在西汉晚期已难觅踪迹。到了王莽辅政时期，甚至不惜重金从遥远的南海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腊姆）运来活犀牛，以彰显其“威德”。同时，印度、爪哇、越南等地的犀牛和犀角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成为中外友好交流的重要见证。
在古人眼中，犀牛具有神奇的能力，它们能食百草、众木而不会中毒身亡，这得益于它们自身所具备的解毒功能。而犀角作为犀牛的精华所在，更是被神化为具有解毒之功效。这种观念在公元4世纪后逐渐广为人知，甚至传播到了西亚和罗马帝国。据《抱朴子》记载，将犀角切片放入含有有毒物质的汤水中搅拌，不久便会出现大量白色泡沫，使毒性完全消失。这种神奇的传说，尽管在现代看来缺乏科学依据，但在当时却深深影响了人们对犀牛和犀角的认知。相传，使用犀牛角杯饮酒能带来清热解毒、强身健体的神奇功效。在明清时期的宫廷宴饮中，达官贵人及文人士大夫品酒待客时，犀牛角杯成为了不可或缺的雅器。不仅如此，犀角还被誉为能“辟水”“辟暑”“夜明”“骇鸡”等神奇能力。传说中，将通天犀角雕刻成鱼形并含入水中，能在周围形成一个无水区域，使下潜者能在其中自由呼吸；而将“骇鸡犀”置于米中，则能令鸡不敢啄食。这些传说使得犀角在唐代备受推崇，人们以犀角入药，并制作出各式各样的犀角制品，如杯子、盒子、手镯、坠饰等，让犀牛的纹样广泛出现在金银器、陶瓷等器物上。在唐代，佩戴以犀角饰板装饰的腰带成为了一种时尚奢侈的象征，尤其以通天犀角为尊，因其独特的纹理和寓意，成为了官位高低的重要象征。李商隐的“心有灵犀一点通”便是对这种文化现象的生动描绘。同时，犀牛也成为了皇家的宠物，驯化的犀牛在皇家场合中展现着其独特的魅力。事实上，唐代中国犀牛的处境相当尴尬。在南方的一些地区，人们虽然知晓其存在，却贪图其价值，不择手段地企图捕杀它们。与此同时，从国外经由驯化后送至北方的犀牛，却成为了皇室的珍稀宠物，被当作尊贵的外来物种供奉。献陵石犀，唐代珍品，通长厘米，身高厘米，由重达十吨的整块石料精心雕琢而成。其原型取材于贞观初年从林邑国（今越南）进贡给大唐的独角爪哇犀。这尊石犀现藏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石刻艺术室，成为历史的见证。在唐代，犀牛不仅是珍贵的动物，更是国家繁荣的象征。贞观年间，林邑国再次向大唐献上“通天犀”，这进一步证明了唐代四夷臣服、万邦来朝的盛况。这些驯化的犀牛经过专业的训练，驯养五年后方可作为贡品上贡，为宫廷盛会增添了别样的舞台效果。
然而，“安史之乱”后，宫廷中的犀象被安禄山掠至洛阳，一场即兴表演中，由于路途颠簸、驯养人逃亡等原因，犀象无法完成表演，安禄山因此大怒，下令处死这些无辜的舞兽。此外，北方的冬天对犀牛来说也是极大的挑战，许多驯犀无法适应气候而冻死。随着长安气候和条件的变化，送回原产地放生成为皇帝们的最佳选择。至此，这些曾经的皇家宠物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若以公元年为分界，那在这之前的两千五百年里，气温整体呈下降趋势，但依旧保持温暖，因此野犀得以在长江流域繁衍生息。唐代时，江南道、岭南道、山南道等诸多区域都确保了犀角的定期进贡。然而，年之后，气温进一步降低，野犀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岭南的两广地区和云南。到了南宋以后，岭南的野犀已难得一见，《宋史·地理志》所记载的各地土贡方物中已不见犀角的身影（进口犀角逐渐成为主流）。至此，云南成为中国犀牛最后的栖息地。然而，随着大规模的捕杀运动开始，中国犀牛逐渐从稀有走向了濒危，最终走向了灭绝。这场大规模捕杀运动始于元世祖征讨八百媳妇国（现今泰国清迈）之后，即年。此后，云南各部落频繁向元朝进贡，有的部落甚至“三年一贡”。作为贡品中的重要一项，犀、象的进贡多有记载。据学者许再富的不完全统计，元朝以后，云南各土司向“天朝”进贡的犀角多达34次，所进贡的犀角数量为79-支。这样的进贡频率和数量，对于繁殖率低、在唐宋以前就已稀有的犀类而言，无疑是对其野生种群的沉重打击。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清朝时期，犀牛已濒临灭绝。最终，在年，云南最后一头犀牛被捕杀，中国犀牛的历史也由此画上了句号。犀牛，这一在唐宋以后逐渐被人们淡忘的动物，其形象在医药界却被神化为珍贵的犀角。由于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变化，中国犀牛的分布范围不断南移，加之人类无节制的捕杀、繁殖能力低下以及长怀孕期等种种因素，使得中国野犀逐渐走向了灭绝。因此，唐宋以后的人们更多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