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的治疗药物 http://pf.39.net/bdfyy/bdfyw/180412/6162073.html

《大象保护：事实与虚构》作者介绍：

RONTHOMSON，生态学家，年8月出生于英格兰，二战结束后与家人一同来到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20岁成为罗得西亚国家公园管理局护林员，随后24年一直在栖息地一线工作，先后在罗得西亚最著名的几大国家公园任职，并最终升迁到北马塔贝莱兰省野生动物保护长官、万基国家公园负责人。任职期间他进行了大量猎捕，他进行猎捕既不是为了纪念物、也不是为了丛林肉维生，而是出于日常工作需要，既猎捕是野生动物管理的必要手段。其中包括到年将残存的黑犀牛麻醉后迁移到万基国家公园进行集中繁育和保护，及到年在戈纳雷若国家公园实施大象数量减半的种群控制计划。津巴布韦独立后，年他与全家一起定居南非，并继续从事自然保护工作。年起，他以著作出版方式，基于其几十年累积的一手经验，不断传播野生动物管理思想。

关于非洲大象与犀牛商业盗猎，首先需要理解的是，它并非如媒体反复宣称的那样主要由远东犯罪团伙导致。他们有参与吗？当然有。他们向村里的生计盗猎者及其他人提供了金钱，这润滑了盗猎机器。然而，他们并不是扣动扳机的人。另外，越来越多了解过去五十年盗猎真相的人群开始说话了，情况越来越明显，这种商业盗猎真正的主谋是高级别非洲官员，他们的级别高到有资格与英国女王在白金汉宫共进晚餐。

在非洲，非法狩猎，比如杀大象、犀牛来获取象牙和犀角，是从实行狩猎证制度后才有的。当猎人无证猎杀大象，这一行为就被认定为非法猎杀，而猎人也被认定为盗猎者。在此之前，猎杀大象、犀牛，并不需要许可证，因为根本没有，尽管有时需要得到当地部落酋长的同意。因此，杀大象、犀牛来获取象牙和犀角不是什么新鲜事，在非洲当地早就有了。后来，欧洲猎人来到非洲，获取象牙和犀角后运回欧洲，他们是第一批商业化猎人。

传统生计盗猎仅仅发生于部落村庄（一点儿都不涉及外界），参与者都是居住于国家公园周边的贫穷且无业的村民，当然，这些人也会被雇佣参与到政治集团组织的盗猎。动物权利运动者故意将这些村民刻画为贪婪愚昧的人群，把他们作为替罪羊，认为他们“永不知足地从犯罪集团获取金钱，变得非常贪婪。”显然，这暴露了动物权利运动者对这些村民的情况相当不了解。

这些乡村猎人，因为贫穷，很容易卷入大规模盗猎活动，无论组织者是谁。这些乡村猎人向犯罪集团中间人或位高权重的官员提供了绝大部分的象牙和犀牛角。乡村猎人更喜欢和官员合作，因为这样可以确保事后免于刑罚。乡村猎人参与盗猎，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另外，盗猎是乡村猎人从本应属于他们的野生动物捞出价值的唯一方式。所以，我是非常同情他们的。

一些非洲国家对于大象、犀牛盗猎者采取格杀勿论的政策。另一些国家，则会把他们逮捕并投入监狱。杀死或弄走一批这样的人，对盗猎的持续运行根本没什么影响，因为很快就能从数百万村民中找到人补充进来，这些人同样贫穷且急需钱。而席卷非洲商业盗猎的幕后主使，既中间人、犯罪集团头目、腐败官员，他们不会现身、也不会被抓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各行各业的非洲人选择开口说话了，他们强调了一个事实，既盗猎团伙中最强的犯罪元素，仍然是非洲高级别政客。有人直接点名那些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津巴布韦的高级政客，并指出莫桑比克高级政客涉及该国北部商业盗猎。莫桑比克高级警官包庇犀牛盗猎者，使其免遭起诉和拘役，这意味着该警官很可能从非法犀牛角中获得了相当比例的资金。南非环境部无力协调莫桑比克应对克鲁格国家公园犀牛盗猎危机，很可能说明莫桑比克一侧有很高级别官员涉及了盗猎。非洲其他国家应该也存在这些问题。

我们应当知道，那些在盗猎背后的高级官员，也领导着护林员。如果这些护林员开口说实话，就很可能遭到解雇。向外界发布真相，与自杀无异。了解情况的白人职业导猎也保持沉默，因为如果说了真相，他们很快就会遭到逮捕并被投入监狱，并且会遭到报复。并且，随后，很难再找一份职业导猎工作了。持有异议伴随巨大风险，他们必须首先保全自己的生计。

但是已经有一些人开始说话了，他们不是今天的职业导猎，而是曾经的职业导猎。因为他们已经退休，他们谈论的盗猎者也已经洗手不干了，所以他们觉得可以说说了。然而，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仍然保持沉默，避免遭到报复。

我的一个朋友，在坦桑尼亚任职，曾用先进技术追踪过很多盗猎。他说他其实一直清楚幕后主使是谁，然而每当想把调查延伸到实际扣动扳机的盗猎者背后时，他就感觉到明显的阻力，并且感到自己职位、自由、甚至生命都受到了严重威胁。于是，他不得不停止。他也劝我要非常小心，因为商业盗猎涉及的势力很大。

肯尼亚

肯尼亚在年成为英国的受保护国，年起被称为肯尼亚殖民地。年，白人定居者在肯尼亚境内大裂谷及周边肥沃高地从事农业，咖啡和茶是主要经济作物。为了排除竞争，肯尼亚黑人不得在殖民地其他区域种植咖啡。年，肯尼亚独立。

针对大象和犀牛的严重商业盗猎，在肯尼亚始于年左右，当时肯尼亚总统是老肯雅塔，他是肯尼亚现任总统小肯雅塔的父亲。在年、年，肯尼亚以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狩猎条件良好而闻名于世。许多白人职业导猎在肯尼亚为自己赢得了传奇般的名声，实际上，游猎一词，包括狩猎旅游和摄影观光旅游，就诞生于肯尼亚。

年当选总统后，老肯雅塔将许多在大峡谷及周围山地定居的白人驱逐，并把土地分给肯尼亚黑人。这导致大量的第三、第四代肯尼亚欧裔被迫离开这个国家，同时，殖民时期黑人无法涉足的政府工作岗位，也重新回到了肯尼亚黑人手上。大批长期没有相关经验的肯尼亚黑人，突然取代了有丰富经验的白人。这是长期殖民统治导致的。

肯尼亚独立后发生的这一情况，在非洲大部分国家独立后都发生过，例如坦桑尼亚、马拉维、赞比亚等等。比如我自己，在津巴布韦独立后3年既年，我被迫离开津巴布韦前往南非，接替我当时万基国家公园负责人岗位的，是一个年仅26岁的津巴布韦黑人，他之前是在小学教书的，对野生动物管理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只不过，肯尼亚独立较早，比许多非洲国家更早地经历了这些。

经历这一轮黑白更迭后，肯尼亚野生动物相关部门的能力明显下降。就在这个时候，国际动物权利组织跳了出来，带着自称的专业知识和实在的美元，两样都被肯尼亚笑纳了。讽刺的是，这些动物权利组织几乎完全是英美国家白人，但肯尼亚无所谓，只要不是肯尼亚欧裔就行。大批动物权利组织的涌入，号称是帮肯尼亚新政府，没过多久，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就成了动物权利运动在非洲的麦加圣地。

今天，你问任何一个热爱野生动物、理解肯尼亚政局的人，他会告诉你，肯尼亚官方的野生动物政策是由国际动物权利运动组织制定和操纵的。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KWS）是一个半官方机构，只能从政府获得有限的经费，且不时遭到削减。这就导致其必须通过寻求获得赞助的方式来弥补赤字。于是，KWS很自然地成为其西方金主（几乎全是动物权利运动组织）的傀儡，许多肯尼亚有识之士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

在肯尼亚，野生动物对于乡村社区民众没有价值。因此，把与他们牛羊争草夺水还传病的野生动物干掉，对他们非但没任何损失，还能获益良多。如果能接触到黑市，他们还愿意去盗猎大象和犀牛。这样下去，肯尼亚的野生动物是要注定遭殃的。届时，肯尼亚引以为傲的生态旅游业也会一起完蛋，除非肯尼亚那些还相信可持续利用及生态补偿机制的人群能力挽狂澜，逆转这一局面。

年，肯尼亚官方声称境内有27.5万头大象；而到年，这个数字被减半。到了年，只剩下2万头。短短20年，商业盗猎者消灭了肯尼亚境内90%的大象。于此同时，坦桑尼亚也经历了大规模盗猎。

获得CITES参会资格的动物权利组织，通过制造谣言和夸大猜测，声称年非洲有万头大象，而到年，只剩下不到50万头了。它们将、80年代东非大规模盗猎归因于合法国际象牙贸易。然而，它们拿不出任何证据来支撑这个所谓的事实。动物权利组织进一步声称，在远东盗猎集团支持下，贪婪的非洲乡村居民实施了盗猎。这些组织对禁止贸易这一结果的需求是巨大的，在CITES大会上慷慨陈词，最终导致非洲象被列入附录I，相当于宣布非洲象是濒危物种。

年，肯尼亚禁止对大象开展运动狩猎；年，肯尼亚禁止了所有运动狩猎活动。越来越多披露的信息表明，当时，禁止运动狩猎并不是出于野生动物管理需求。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当时白人职业导猎经常举行联谊会，由于他们身处一线，会交流盗猎情况并通过媒体发布情况，这阻挡了肯尼亚一些腐败官员通过盗猎和走私活动来获利的财路。于是，肯尼亚政府把运动狩猎禁止了。

在全面禁猎令之后，肯尼亚境内盗猎活动并没有停止，它贯穿了整个年代，到年，肯尼亚境内大象仅剩下了大约2万头。

坦桑尼亚

年，塞卢斯保护区有11万头大象，而到了年，由于商业盗猎，这里大象数量减半，仅剩5.5万头。年到年，塞卢斯保护区平均每年被猎杀头大象。还有一种说法是，年，坦桑尼亚共有大象36.5万头，到了年，只剩下5.3万头。到年，坦桑尼亚大象从3万头增长到6万头。年到年，坦桑尼亚大象从14.2万头减少到5.5万头。

我无法判断这些数据的真假，也不想做修正。只是根据看到的信息源，将它们展示出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年被调离的塞卢斯保护区长官在年曾写道，“一定要明白，（塞卢斯）保护区内的盗猎，全部是由坦桑尼亚人干的。”

他被调离后，塞卢斯保护区发生了大规模盗猎，他痛心地总结：“坦桑尼亚大象保护最需要的，不是更高科技、不是更多捐款、也不是更多预算，而是地面保护工作者全心全意的投入。坦桑尼亚大象保护遭到太多外部干预了。”

然而，真的是这些地面保护工作者不够投入吗？如果给这些地面保护工作者发工资和排岗位的人，就是从盗猎中获益的人，地面保护工作者为了养家糊口的工资必须保持沉默，那么他们也只能选择沉默。

塞卢斯保护区占地5.46万平方公里，一些人认为其大象可持续承载量为10万头。有关非洲各种栖息地地形的大象可持续承载量研究，至今仍然是空白，但它对于大象管理非常重要。如果年，塞卢斯保护区大象确实只剩1.5万头，而且盗猎能控制住的话，且食物充沛，它的数量会很快恢复，每10年翻一倍。到年，数量会达到3万头；年，6万头。

津巴布韦

在、90年代担任津巴布韦国家公园与野生动物管理局首席野生动物科学家，年10月去世了。他在年回忆过去的反盗猎情况，在那20年中，“我们击毙了多个盗猎者，自己损失了18人，然而，我们的黑犀牛，几乎全没了。”；“当时成立的南非军事情报组织，本来应该打击盗猎，但是美国特工加入后，情况变得复杂。他可能被盗猎组织收买，成为了双面间谍，导致我们津巴布韦反盗猎部门的三位同志牺牲。”；“两位忠于职守的国家公园管理局工作人员，击毙了一位盗猎者，后来查明这个盗猎者是时任副总统的外甥、国会议员的儿子，结果两位工作人员反而双双入狱。”

这些都是我离开津巴布韦后发生的事情，根据我对非洲的了解，这些事情不止发生在津巴布韦，在非洲许多地方，都可能发生。

赞比亚

年代，赞比亚有7.5万头大象，随后遭到了盗猎。那些遭到盗猎的地方，当时大象是相对过剩的。然而，赞比亚当局当时选择禁止运动狩猎，一方面，可以从对其游说的组织获得捐款；另一方面，合法狩猎离开，非法盗猎就来了，有许多迹象表明，当局参与到非法盗猎并从中获利。

到年代，赞比亚新政府成立，采取了果断措施来抑制盗猎行动，许多跑到周边国家避难的大象又回到了赞比亚，现在赞比亚大象恢复到了一个相对健康的水平（年约2.5万头）。

南非

南非私人犀牛农场主通过收割犀牛角的方式来使盗猎者对自家犀牛不感兴趣。去角本身并不难，只需麻醉犀牛然后用电锯，因为角内没有骨骼、皮肤、血管组织，去角不会给犀牛带来痛苦，而且角用不了多久就会再长大。由于现在犀角国际贸易还未开放，农场主把犀角存在保险箱里，等待或许有一天可以销售。

南非环境部规定，农场主如果决定对犀牛去角，需要向环境部申请，申请周期为1到4周。农场主与环境部之间存在着相互不信任，农场主认为许多盗猎与环境部没有做好申请信息保密工作有关，而环境部则认为，农场上发生的盗猎根本就是因为农场出现了内鬼。

无论如何，给犀牛去角并不彻底解决问题。去角后，盗猎风险变为了抢劫风险，实际上，从犀牛这里取角，可比从人这里偷角要难。持枪暴徒现在直接瞄准保护区的保险箱，给保护区带来了人身安全风险。

所谓的越南和中国盗猎集团，不过是替罪羊。他们对非洲盗猎的影响，如果有，也最多是个买家。非洲商业盗猎真正的问题，出在了非洲境内犯罪集团、腐败官员、和贫穷民众。这些人，展现了非洲商业盗猎不为人知的真正面目。

禁止象牙贸易

年，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在内罗毕国家公园销毁了20吨象牙，时任总统亲自点燃这对象牙。美国鱼与野生动物管理局向肯尼亚当局提供了相当于这堆象牙市价的资金，来搞这场秀，为即将召开的CITES大会造势。上述信息是肯尼亚时任和现任野生动物管理局局长理查德李奇于年代初在约翰内斯堡亲口告诉我的，当时我们共同参加维茨大学的一项公开活动。美国人显然希望这样一个夸张场景能让CITES代表投票做出禁止象牙贸易的决定。

动物权利组织一直以来希望象牙禁贸，并且早在、70年代就派驻人员在东非，包括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因此它们不可能真的不知道盗猎究竟是谁主导的，而且它们明知道不可能是什么中国盗猎团伙。

年，动物权利运动组织通过自己写提案并让坦桑尼亚总统签字背书的方式，向CITES提出了禁止象牙贸易的申请。这让刚烧完象牙的李奇感到措手不及，但让仍宣称是肯尼亚已提出了同样提案。于是，年，这两个东非国家一直在争论究竟谁先提交了提案。

禁止象牙贸易的提案被采纳了，参会代表在动物权利运动组织的蛊惑下，相信了盗猎是由CITES条款中的漏洞导致的。直到年，国际象牙合法贸易可以商业化开展的。动物权利组织认为合法贸易“可能”给非法贸易提供了洗白的机会。如果不把合法贸易禁止，非法贸易就不可能停止。

我的观点是，当然，合法贸易“可能”洗白非法贸易，但是它并没有。举个类似例子，每个好人都“可能”成为杀人犯，但他们并没有成为。很显然，在东非，有大量官方和民众非常清楚，CITES管制下的合法象牙贸易，与肯尼亚、坦桑尼亚、80年代大象数量骤降是根本无关的。那些盗猎象牙离开东非，根本就没有任何CITES许可证。

我参加了为期两周的在瑞士洛桑召开的年CITES大会，动物权利运动组织在会场里强行售卖它们的观点，如同悲情的马戏团。结果非洲象被列入附录I。参会的动物权利运动组织通过长期的谎言来扭曲事实并隐匿真相，实现了它们的目标。它们这么做的目的是：

让世界相信神秘的中国盗猎团伙是东非盗猎的元凶；

无论采取什么方式都要让合法象牙贸易停止；

让非洲象被列入附录I；

然而，如果真相被揭示，这些目标都无法达成了，所以它们开足马力散布虚构信息，从而才能达成目标。至今27年，全世界都生活在这些精心编造的谎言中。如果不是为了从善心公众那里持续骗取钱财，这些动物权利组织为何要这么做？

-年，坦桑尼亚发生了大量盗猎，而南部非洲并没有发生。实际上，进入21世纪，同等规模的盗猎仅发生在莫桑比克北部。为何南部非洲国家要受到惩罚？我认为，南部非洲国家，尽管它们的大象管理并非完美，但因为有能力将商业盗猎控制住，应当有权公开透明地向国际市场销售象牙。这样才是符合常识的野生动物管理。

象牙禁贸是没有正义性的。它基于多重谎言。如今，没有理由去继续禁贸。因为，盗猎象牙极少（如果真有）通过CITES合法贸易离开非洲的。这个所谓的漏洞，并不真实存在。-东非大规模盗猎，真正的原因在非洲内部。

如今，年，动物权利运动者正在酝酿更多针对合法野生动物国际贸易的运动，如果它们成功了会怎么样？盗猎会停止吗？答案是，根本不会，因为：

非洲仍然存在腐败；

非洲仍有大量贫苦农民愿意开枪杀动物；

非洲港口仍需要运行。

那么它会带来什么？禁止贸易的悲剧在于，它会彻底摧毁野生动物对于非洲乡村居民的价值，从而摧毁拯救非洲野生动物的机会。负责任的人群，应当思考这些。

经作者授权，“巡猎印记”独家编译自：

《大象保护：事实与虚构》

（ISBN-0---6）

本系列共七篇：

（一）《保护的“开化”、绿色运动、动物权利教义》

（二）《野生动物管理：原理与实践》

（三）《克鲁格国家公园：种群控制及以后》

（四）《大象、犀牛盗猎：-》

（五）《商业盗猎的解决方案》

（六）《圈养大象之争》

（七）《非洲象的未来》

“巡猎印记”授权本刊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