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保罗·纳登讲述了他如何放弃他的生活方式去拯救非洲犀牛的故事。

“我从一无所有变成了百万富翁。我在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房子，可以支付每个人在伊比沙岛的酒吧账单，还拥有无尽的豪华汽车。但是我的生活是空虚的。

作为一个在麦克克里斯菲尔德长大的孩子，我们有宠物，去动物园是一种享受。然而，环游世界和在自己的栖息地看到奇异动物的想法，就像飞往月球一样遥不可及。

有充足的爱，但我们从来没有很多钱。我父亲在我12岁的时候离开了，所以我妈妈克里斯汀独自抚养我和我哥哥。

我有一个实现更多的雄心壮志，所以在19岁的时候，我离开了家，睡在朋友的沙发上或车里，做任何我能做的工作。

一位配偶的父亲，约翰，让我去伦敦取一辆车，这辆车被一位心怀不满的前雇员故意遗弃在一个非常昂贵的停车场。已经累积了两个月的停车罚单。

约翰让我去取车，递给我英镑买票。在年，我从未见过这么多钱。

我设法甜言蜜语地和桌子上的那个家伙聊了几句，给了他50英镑买一张新票，然后开车回柴郡，把英镑给了约翰。他笑了，给了我一份他的公司——房主金融服务公司(HFS)的销售工作。我抓住机会，一步步往上爬。

我的事业飞速发展，21岁时我遇到了我的第一任妻子苏西。我们有四个孩子，马克斯，现在21岁，塔拉，20岁，锡耶纳，17岁，萝拉，15岁。

当我28岁的时候，我已经是公司的总经理了，当时一个竞争对手出价万英镑让我和他们合作。

我在HFS仍然忠于约翰，作为回报，他给了我公司10%的股份。那是业务真正起飞的时候——到年，我们的利润是万英镑。

然而，我的婚姻开始出现裂痕。苏西是个居家女人，渴望住在大曼彻斯特的家庭公寓，但我想去旅行。但我们的分歧越来越大，年我们分道扬镳了。

我投身于工作。但是我变得自私了。我搬到了伦敦的南肯辛顿，晚上是在名流聚集的地方度过的。

我很努力地参加派对，选择度假别墅和汽车——兰博基尼、法拉利、保时捷、宾利——但每次都没那么开心，感觉不那么满足。我很成功，但是金钱并没有让我满足。

当我在年被诊断出患有急性肝硬化，并被告知我可能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时，这一切都到了紧要关头。精疲力竭的我住进了西班牙的健康诊所。

我第一次去看精神病医生，这句话“你拥有你自己的情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是一个决定我命运的时刻。

两个星期后，我变了一个人，不那么生气，更有思考力。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我评估了我积累的房产、公司和汽车。

我决定卖掉它们，专注于能让我在情感上满足的事情。我当时有五家公司，有些一年能赚几百万，但是我把它们卖掉了。我卖掉了度假屋，只在我家附近保留了一间。

我有十多辆超级跑车，总价值约万英镑。

一年后，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我想，“我现在想做什么？”所以我决定专注于慈善工作。

年，我娶了44岁的丽莎，一个意志坚强、美丽的瑞典人，我们都喜欢旅行。同年，我们成立了保护慈善机构“红色工程”。这个想法是去非洲旅行，寻找潜在的赞助者。

一个引人注目的慈善机构是拯救幸存者组织，这是一个由约翰·马拉斯博士领导的专业兽医团体，他们治疗受伤的野生动物，这些动物是南部非洲偷猎的受害者。

当偷猎者砍下犀牛的角来换取现金时，这种动物通常会慢慢死去。但是约翰的开创性手术——在伤口上涂上象皮——可以挽救它的生命。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拯救了大约头犀牛。

我说，‘我的财务状况很好，我能帮什么忙？’通过“红色工程”的投资，约翰得以将他开创性的工作推广到其他地方，包括莫桑比克、南非和南苏丹。

我们在外面经历了一些可怕的时刻。有一次，一只狮子就在我们的帐篷外面，用我们洗脚用的碗喝水。丽莎向我发出嘘声，“外面有只狮子。”我说，‘你想让我怎么做？’

幸运的是，它走了，但我们屏住呼吸了一会儿。

纳米比亚的一只豹子向我们发起了攻击。在塞伦盖蒂国家公园遇到一些好斗的偷猎者时，我们发现了一些丛林大火，并知道那里有偷猎者——我们不得不鸣枪示警，以证明我们有武器，并希望他们不会与我们对抗。

我们也露营过一次，当我们卷起薄床垫时，下面有一只巨大的蝎子。导游说这很危险。

我们最激动人心的远征，去南苏丹，是为了拯救北白犀牛。这一标志性物种在年被科学家正式宣布灭绝，只剩下两只活着的雌性。

但在与当地人交谈后，我们发现人们真的相信犀牛还在那里。

我很震惊人们已经放弃了这个物种，并决心要找出答案。

现在，我没有汽车，总部在麦克克里斯菲尔德，但我花了很多时间在非洲的丛林营地、帆布下或棚屋里生活。

我想起那些华而不实的午餐和晚餐，意识到我本可以用它们拯救20只狮子，或者支付一年兽医的工资。

我希望我已经把生活课程传给了我的孩子们。

我的女儿西耶娜没有索要圣诞礼物，而是索要了机票，这样她就可以自愿去发展中国家教英语了。

除了如何让更大的事业受益，我对金钱不感兴趣。

将我的一生奉献给有意义的事情，比我想象的更让我满足。